4月1日，最高检察院网站公开了一则消息，2015年9月上海市查处了一起制造销售仿冒婴儿品牌奶粉案件。犯罪嫌疑人仿制多种著名品牌奶粉罐，并将收购来的低档廉价奶粉灌入其中进行销售，共有1.7万罐假奶粉已经被销往郑州、徐州、长沙、兖州等地。2016年1月8日，涉案的六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与此相似的毒奶粉、假奶粉事件一直源源不断，早已经让幼儿家长谈国产奶色变。例如2003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根据2004年4月27日《新华网》发布的国务院调查组对阜阳地区的调查结果，阜阳2003年5月1日以后出生、以奶粉喂养为主的婴儿中共有轻度、中度营养不良婴儿189例，阜阳市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共计12人。事件中由于劣质奶粉蛋白质含量不足，导致婴儿营养不良成为所谓的“大头娃娃”。截至2004年4月，除了重灾区阜阳之外，包括山东、成都、江西、广东等地都出现劣质奶粉案例。北京和广东甚至出现吃了劣质奶粉导致发育障碍的婴儿。

2008年10月19日，李小权（音译）的女儿饮用问题奶粉后因肾衰竭夭折。/AP

2008年河北三鹿奶粉掺杂三聚氰胺事件震惊全国，该事件当时被定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共有将近30万儿童受到影响，其中6人死亡，几乎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都被卷入事件之中；2009年11月，陕西金桥乳业将曾被查出三聚氢胺的5.25吨毒奶粉经过重新包装，重新投入市场；2010年1月陕西渭南乐康公司，将购入的10吨过期三聚氢胺奶粉和本公司生产的奶粉混合后销往广东。一系列事件之后，不少家长对国产奶粉避之不及，宁可掏高价、费时间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进口奶粉，也不愿意再冒任何风险。根据潇湘晨报记者2013年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回访，十年前受害严重的阜南县朱寨镇村民们后来即使生活艰难，也不敢再给幼儿购买便宜的国产奶粉，纷纷选择更为可靠的进口奶粉。

民众寄希望于政府监管，但当地政府却试图掩盖三聚氰胺事件。

造成民众如此恐慌的，除了毒奶粉对于儿童的伤害之外，还有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系统令人失望的表现。三鹿奶粉事件第一次被公众所知是在2008年9月1日，当天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儿童家长不要购买三鹿奶粉，因其可能含有三聚氰胺成分。但后来的证据表明，三鹿奶粉早在2007年就已经因为质量问题遭到消费者投诉，三鹿对投诉者进行换货，并要求他们在一两年内不要发出声音。2008年5月时，三鹿集团也已经开始自查，并将样品送往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处进行化验。作为国有企业的三鹿集团将奶粉受污染的情况报告给石家庄市政府之后，市政府决定不公开召回奶粉，而是从经销商手中换回被污染的奶粉，试图掩盖事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毒奶粉事件没有被及时制止，反倒持续扩大。整个食品安全检查体系基本没有派上任何用场。最终毒奶粉事件东窗事发居然是因为三鹿的合作伙伴新西兰恒天然（Fonterra）公司发现了奶源被污染的情况，并通过新西兰政府将问题反应至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事件公开后，质检总局向全国派出5000名工作人员，对牛奶养殖企业和乳制品制造企业进行抽检，结果伊利、蒙牛、光明、圣元、雅士利等品牌奶粉均检查出三聚氰胺成分。30万患儿最终得到的是由22家企业共同成立的11.1亿赔偿基金。但根据齐鲁晚报2011年5月的报道，赔偿基金的出资情况和赔偿情况几乎都成了谜。曾为三聚氢胺患儿做过长期法律援助的北京律师林峥说：“当时只是说赔付了95%以上比例的确诊患儿，但是对于具体的赔付总金额没有公布。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透明。”

2012年7月，被查出含有黄曲霉素的南山牛奶仍在娄底的一家超市出售。/东方IC

其实中国多数食品安全事件受害者都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只能自认倒霉。例如2003年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的受害者张林伟女儿并发症死亡之后，他最初只得到了12000元赔偿，其中2000元赔偿金至2013年记者回访时张林伟还没有收到。后来经过长期维权，失去了女儿的张伟林也只得到来自奶粉厂商的4.2万赔偿金。而阜阳问题奶粉事件的其他受害者普遍都只得到了不足3万元赔偿。

QS标志获得极其容易，不足以证明食品安全。

香港大学学者李静还在其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研究中提到，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极其上下游部门在工作中所采取的行动都属于一种暂时性、应对性的措施，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例如作为上游部门的发改委为了调控2008年初快速上涨的物价，在当年1月15日发布了《关于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其中对牛奶等食品价格进行了最高价限定。这一举措被认为导致了部分奶农在限价条件下无法获利，最终选择稀释牛奶，并在其中掺入三聚氰胺以蒙混过乳制品企业的蛋白质检测仪器。再例如在查处三鹿事件后各乳制品公司库存的2000余吨问题奶时，处理的方式只有“全部封存”四个字，但事实上处理问题牛奶并不能采取这样简单的方式。执行全部封存的结果是2009年渭南康乐乳业有限公司又把部分被污染奶粉重新投入市场。一句听起来铿锵有力的“全部封存”之后并没有有效的处理策略，运动式执法一过去，问题就又重新出现。

2011年3月，香港街头，民众在出售日本奶粉的商店前排队。/REUTERS

无论是此次多达1.7万罐的假冒奶粉还是2008年大量被污染的三聚氰胺毒奶能够顺利上市，中国不合理的检验检测制度都难辞其咎，根据2005年发布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目前对食品质量的把关主要依靠企业的出场检验和委托检验。出场检验由企业自己负责，对食品质量的保障无法发挥实际作用。至于现行的委托检验制度，中山大学刘亚平的研究中提到，目前实际检验中所谓合格报告并不是指抽查检验报告合格，而是指来样检验合格。简而言之，质监局委托检验报告的样品是由企业自己选择并提交，只表示企业有能力提供合格的样品，不代表当前批次产品符合安全要求。只要一份样品检验合格，企业就能获得由质监部门颁发的QS（质量安全）标识。

官方质检部门常不接受个人送检，消费者要追究商家责任有困难。

食品生产企业送检不可信，消费者自己如果想申请相关质监部门的检查也问题重重。根据2010年8月《检察日报》记者李政对圣元奶粉牵涉婴儿性早熟事件（女婴性早熟是否由奶粉引起存疑）的报道显示，当家长申请武汉当地质监部门对奶粉激素含量进行检测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不接受个人申请”。这样就导致消费者即使有疑惑也常常处于无法举证的境地，更无法对商家的问题产品进行追究。

由于委托检验和个人送检两条路都很难走通，普通消费者几乎无法在事前对类似于三聚氰胺这样专业门槛较高的不良添加物产生警惕，即使是家里的婴幼儿喝出了问题，也很难联想到可能是奶粉的错。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产品生产全流程、身份独立的行业协会本可以向消费者传递信息。行业协会的信息提示一方面可以帮助消费者，减少不良产品的伤害。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对同行业内的害群之马及时剔除，防止类似于三鹿案发后所有国内奶粉品牌都失去消费者信任的情况。

2015年1月，消费者在一家跨境直购店内购买德国进口牛奶。/东方IC

但在中国，1982年成立的中国奶业协会和1994年成立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都由相关部委主管。三鹿事件发生之前，这些协会没有发布任何有效的警示信息。事件之后协会也只是下发了一个《关于加强乳制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这样的发文和各级政府的文件雷同，基本没有有效信息。官办协会也没有独立的第三方身份，作为政府部门下属，很难拥有真正的公信力。

在三聚氰胺事件过去三年多以后，2012年，时任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曾说“中国乳业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国产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状况是历史最好时期，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但是，从这两年仍然时有发生的乳制品安全事件来看，理事长似乎是被打了脸。监管效果不尽如人意，仍然有婴儿受奶粉之害，这样的打脸其实没人想看到。